西門子江蘇省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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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何計算當前程序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并合理設置S7 400 CPU屬性中的Memory選項卡中的Local Data，S7 400 CPU中的Local data設置不當會導致什么問題？
回答：Local data顧名思義為本地數據，在西門子控制器中有一部分內存空間被設置為L區間，它被用于控制器在運行程序時存儲臨時數據。由于編寫FB/FC程序的需要和OB中調用功能塊結構的不同，不同的OB由于調用不同的FB/FC，因此所需的Local data的大小各不相同（被調用的FB/FC將占用當前調用他的OB塊的Local Data資源）。在控制器硬件組態中的CPU屬性設置中，Memory選項卡用于設置Local data的分配。如果相應OB塊實際運行所需的Local data大于硬件組態中所設置的Local Data大小，那么相應的程序將無法運行，CPU將報告INTF錯誤，甚至更為嚴重的情況下CPU可能會停止運行。但如果盲目將Local Data的分配設置過大，將會浪費一部分寶貴的CPU內存空間。
S7 300CPU中的Local data不可修改，每個優先級固定設置為256 bytes，S7 400的Local data則可以人為修改。由此可以看出正確設置S7400 CPU的Local Data的大小非常重要。在控制器硬件組態中CPU屬性? Memory選項卡的Local Data區域用于設置基于優先級的Local Data（如下圖所示）：

Pic1: Local Data的分配

在PCS7組態的項目中，在編譯CFC程序后，系統將會自動計算各OB塊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可以通過交叉索引（Chart reference data ? Local data，如下圖所示）查詢到。

Pic2: Chart reference data ? Local data

而普通的由用戶采用Step7編程方式編寫的程序，程序功能塊及OB塊各自的調用結構由用戶自行控制，需要在編寫完整個程序之后自行計算。
在手動計算Local Data時，需要獲取如下信息：
1. 各OB塊、FB塊、FC塊各自獨立運行時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
可以通過如下方式查詢到：在Block文件夾中選擇相應功能塊，右鍵 屬性? General - Part2中即可查看到，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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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3: 功能塊所需的Local Data

注：嵌套調用時，上一級功能塊將不會計算其嵌套調用的FB/FC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在上圖中將不會累加嵌套功能塊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

2. 整個程序的調用結構（Call structure）
由于功能塊不會計算其嵌套調用的功能塊所需到Local data大小，因此為了后計算整個OB所需到Local Data，必須了解整個程序的調用結構。打開任何一個功能塊，點擊左側的Call Structure即可查詢到，如下圖所示；

Pic4: 程序調用結構

3. 當前程序下所使用的所有OB的優先級
由于CPU屬性設置中的Local Data分配基于優先級進行設置，因此需要查看所有當前程序使用的OB塊的中斷優先級，打開硬件組態中CPU屬性查看，如下圖所示；

Pic5: 查看OB的優先級

獲得所有上述信息后，即可計算當前程序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假設當前項目下使用的功能塊及OB塊上述相關信息如下表所示：

OB的調用關系如上圖Pic4所示。根據調用結構計算，單獨運行各OB塊時所需的Local data如下：
OB1： OB1 + Max(Sum(FB1,FC1), FC1) ＝26＋Max(Sum(100,400), 400)＝526
OB35： OB35 + Sum(FB1,FC1) ＝26＋Sum(100,400)＝526
OB121： OB121＝20
OB122： OB122＝20
終CPU屬性中Local data的設置如下：
優先級 1 所需Local Data大小至少為526 ＋ 20 ＋ 20 ＝ 566 bytes；
優先級12所需的Local Data大小至少為526 ＋ 20 ＋ 20 ＝ 566 bytes；
注：為什么上述優先級1和12中需要加入 兩個20呢，因為程序運行的任何位置都有可能會執行OB121、OB122，所以需要加上OB121和OB122所需的本地數據。PCS7中（Pic2所示）進行各優先級所需Local data大小計算時已經自動加入了這部分的大小。
具體的計算法則可以歸納為一下幾點：

一個全新的“亞洲世紀”是否已經來臨？很多跡象表明它的確已經悄然發軔。毫無疑問，世界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著轉變。

美國仍然是大的經濟體。曾幾何時，它也是自由貿易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時過境遷，它在種種決策中鼓吹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正日益嬗變為“美國一（America only）”。這一趨勢在美國主張其利益的言辭論調中顯而易見。

歐洲則深陷內憂外困：內部挑戰叢生，對外則缺少協調*的經濟政策。歐洲國家本就規模不一，視野不盡相同。英國脫歐進程中出現的混亂使情況更加復雜。如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任何改善都是一紙空談。

相比之下，亞洲——特別是蓬勃振興中的中國——已經鍛造了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和自信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三倍多，其中中國增長了九倍。伴隨著經濟的繁榮，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們擺脫了貧困，步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然而這一偉大的成就在歐洲鮮少獲得應有的認可。

在技術領域，亞洲也迅速迎頭趕上。中國的空間探測器在月球背面著陸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取得如此成就。而在電信領域，中國也早已超越西方。在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商業平臺領域，這種成功模式的重演也將指日可待。

隨著“新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正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這將惠及65%的人口。這一倡議將有可能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大的投資計劃。

亞洲其他一些國家所推進的發展戰略也同樣提出了明確的方向。印度正在實施 “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計劃, 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戰略。此外，印度尼西亞、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工業政策也都旨在實現增長和進步。日本和韓國已經躋身成為世界優秀的經濟體，盡管它們也面臨著與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相似的挑戰。

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些變局呢？是抽身而退，采取孤立主義政策，甚至對亞洲公司在歐洲的投資施加法律限制嗎？顯然，像德國這樣的出口導向型的國家，應該審慎權衡此類舉措。

在我來看，有三點至關重要：

首先，平等互惠奠定共識。只有遵循這一原則，才能維護協商合作的良性平衡，實現雙贏。德國和德國的企業可以為亞洲國家及其企業在眾多方面提供支持：比如優秀的技術、投資以及通過本地化和培訓帶來的就業機會。德國的“雙元制”教育體系將職業培訓與在職實踐相結合，在范圍內廣受贊譽。與此同時，在市場準入、保護投資和知識產權——即公平競爭領域，也必須謀求共識。日本與歐盟之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為這一方向鋪平了道路。現在我們需要循此先例，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前正是開展開放和建設性對話的大好時機。為此，政府和企業必須密切合作。與過去一樣，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APA）將在這一方面發揮作用。

其次，適時應務塑造未來。隨著世界變得日益復雜，變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地緣政治越來越影響地緣經濟，許多人也受到數字化浪潮的沖擊。不論是氣候變化還是城市化，在諸多領域，亞洲國家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也正是德國企業能夠憑借多年的經驗和創新能力可以提供幫助的地方。

第三，協同*凝聚力量。近幾十年來，德國公司在亞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部分歸功于亞太經濟委員會的有效工作，他們在該地區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網絡，諳熟當地市場環境和市場需求。此外，“德國制造”也享有*的聲譽。然而，這些都不足以確保未來的成功。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明確指出：“無論我們多么勤奮，多么偉大，多么出色”，如果我們強大的貿易伙伴不支持公平競爭，那都將于事無補。

因此，在歐盟建立起有效的外貿政策協調機制前，德國企業應至少采取共同*的立場來維護其利益。

對于德國企業來說，“亞洲世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可以依托我們的創新和良好的聲譽。但我們也必須有能力和魄力創建平等的伙伴關系，充分認識到化不是單行道，而是相向而行。在這之中，平等互惠是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見證下，凱颯擔任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APA）新任主席

西門子股份公司總裁兼*執行官，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AP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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