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說謊只有大腦知道

早在20世紀初，現代測謊技術就在犯罪調查領域有了應用，但至今，它受到的爭議仍然不小。早期測謊是利用個體在說謊時出現相應的生理反應變化作為檢測指標的，然而，生理反應往往可歸因于多種心理過程，這項技術無法避免存在誤判的可能。隨著人類對大腦認知的加深，人們開始寄希望通過大腦自身的客觀反應，捕捉說謊行為的蛛絲馬跡。

腦指紋技術

在上世紀90年代，有科學家提出，人類大腦活動的波動就像指紋一樣，在特定的行為下擁有特定的信號模式。于是，“大腦指紋”理論誕生了。作為“大腦指紋”理論的延伸，人們可以用它進行測謊，尤其是幫助判斷一個嫌疑人是否曾經參與了一樁犯罪案件。

這項技術在使用時，通常會讓嫌疑人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給他提供一系列信息，其中有一部分是與案件有關的。此時，*會給嫌疑人戴上裝有電極的帽子，探測他們大腦的活動，并將信息反饋到一臺腦電圖描記儀上。

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與儀器科學學院副教授何宏建認為，腦指紋技術其實是一種更寬泛的通俗的說法，在學術上，更為準確的說法是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ERP 是從自發電位中提取的大腦的功能電位。

它的測試機制是，人腦對已經知覺過的事物是有記憶的，記憶以圖像或者語義的形式存儲，當知覺過的事物再次呈現時，大腦會對事物進行匹配，檢查當前知覺到的事物是否在大腦中存有記憶。這種匹配活動會伴有特殊的腦電位變化，不同類型的信息也會產生不同特征的腦電位。

何宏建介紹說，ERP技術測謊通常以P300 成分作為測試指標，因為研究發現，P300的波幅與受測者的注意程度和刺激的信息量成正比。由于犯罪相關刺激對于真正的罪犯包含更多信息，具有更大意義，會引起高波幅的P300 電位。事實上，腦指紋技術的核心也是尋找P300。

據了解，該技術zui早在美國少數州的司法領域有過實踐，新加坡近年來也引入了這項技術，但目前為止，只有印度法院把利用它得到的信息作為證據。

“這都是因為腦指紋技術的成功率很依賴測試實施的方式。如果是作為一項科學研究，它在實驗室環境下的成功率可高可低。”何宏建解釋，正因為在科學研究中，這項技術的可靠性并不穩定，它的應用受到了許多專家的質疑。

“腦電反應的前提是需要有心理活動，那么，當測試者提出一個問題，假設被試者一邊回答，一邊有意思考與事實無關的其他內容，測得的指標很容易被干擾。因此，如果在使用這項技術時，只關注指標本身，而不注意溝通方式和技巧，被試就有可能蒙混過關。”何建宏說。

但他認為，相比科學實驗，在實際應用過程中，腦指紋技術的出錯率反而可能降低。因為，在審訊環境下，嫌疑人與刺激物的利害關系更敏感，更不易控制情緒和思維，而在實驗條件下，刺激物對于普通被試來講是中性的，被試更容易掌控自己的想法。

fMRI揭示說謊的心理過程

隨著神經科學的發展，尤其是腦功能成像技術的出現，可以彌補腦電技術在空間分辨率上受到限制的缺陷，它可以幫助定位說謊行為涉及的認知過程相關的腦區。那么，判斷一個人是否說謊就可以不再僅僅依靠*的P300 指標。事實上，判斷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區分被測者的行為。

何宏建說，fMRI 是一種無損的腦功能探測技術，它通過測量磁場信號的改變來度量由神經細胞活動所引發的腦區中脫氧血紅蛋白濃度的改變。利用fMRI 技術進行測謊研究，可以揭示說謊的認知神經機制。

首先，人腦對感知過的外界信息都會存留一定的心理痕跡，尤其是對于能夠造成強烈心理刺激的犯罪情景。當嫌疑人面臨相關話題時，本能的反應是要說出事實，因此，大腦會喚起相關情景記憶的再現和提取。此時，大腦的默認網絡，尤其是扣帶回后部和楔前葉的協同活動，可能反映了這一過程。

但嫌疑人很快意識到，自己并不能說出真相，于是必須抑制自己說真話的欲望，同時編造一個合理的謊言。結構成像研究發現，前額葉皮層與這個過程密切相關，其中zui有可能的子區域是腹外側、背外側及內側。

除此之外，個體在說謊過程中由于受某種動機的驅使，又擔心謊言被識破，還會產生緊張、焦慮、害怕等負性情緒。而情緒加工的神經基礎包含許多腦區，其中zui關鍵的是杏仁核、島葉、前扣帶回皮質和前額葉區域。fMRI 測謊研究發現，人在說謊時，大腦邊緣系統，尤其是杏仁核與腦島的活動會顯著加強。前額葉腦區在說謊過程中很活躍，可能也與緊張、害怕情緒的評價和調節過程密切相關。

“顯然，說真話與說謊時，大腦活動在空間位置上是不同的，盡管會有重疊，但更多是具有特異性的。”何宏建說，理論上，通過腦功能檢測，了解嫌疑人大腦不同區域的活動情況，就可以判斷他是否說謊。

目前，這項技術已經在測謊領域有所實踐。

尋求多種技術手段結合

遺憾的是，fMRI技術測謊也和ERP技術一樣，還無法突破根本上的漏洞。也就是說，如果個體在執行說謊這個心理過程的同時，還在進行另一個心理過程，也就是大腦在執行多任務工作，那么多個任務相對應的活躍腦區就會交錯，檢測結果就可能被混淆。

不過，何宏建指出，如果沒有充分了解這些技術特點，沒有經過專業的心理素質訓練，犯罪嫌疑人想要在審訊環境下*控制自己的大腦反應是非常困難的。

“事實上，更棘手的是，這兩種方法的可操作性都比較差。在實驗室環境中，研究人員對實驗條件是有比較嚴格的控制的，而且，為取得好的實驗結果，測試需要盡可能隱蔽，讓被試者在不知道實驗目的情況下進行。但是實際應用中，尤其是審訊中，想要滿足實驗室條件，做到隱蔽，基本是不可能的。”何宏建坦言。

這些現狀也是為什么測謊技術從誕生以后發展和應用并不迅速的原因。

在他看來，目前相對有效的測謊可能需要尋求多種技術手段的結合，并zui終依賴于科學對大腦認知的進一步深入。比如，利用fMRI技術，將被測者視覺區的信號提取出來，并還原成圖像信息，如果捕捉到具有與案件相關的任何信息，無論是犯罪場所或是犯罪工具等，就可以提升測謊的可靠性。